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赵茜
2025年春节,AI大模型DeepSeek横空出世,源自杭州的科创热潮席卷全球,向世界展示中国科技的独特魅力。
今年4月,《有为与有效》在第九届万物生长大会颁奖盛典上首发。全书以独特的视角和系统化的结构,从五个维度对浙江的科创生态进行了思考:一是时代背景、文化基因和应对战略;二是浙商精神和科创主体“新四军”;三是数字经济和民营企业融合发展的趋向;四是政府作为;五是创新生态的打造。
该书作者为浙江省科普联合会会长、十二届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浙江省科技厅前厅长周国辉,作为浙江科技创新生态的亲历者、见证者和观察者,他切身感受着浙江在“八八战略”引领下的科创活力和发展潜力,想亲笔书写浙江科创精彩蝶变的历史。
“浙江的独特优势就在于长期重视生态培育。”周国辉说,“杭州六小龙”的提法并非来自官方宣传,而是产生于民间、网络和国外对手,并称之为“东方的神秘力量”。而且进一步追问——浙江做对了什么?
他在书中总结出五个具有启示性的结论,并总结概括出创新生态的一个公式——成功=政府(阳光)×市场(土壤)×人才(种子)×文化(气候),“从‘产学研’到‘政产学研金介用’再到‘产学研用金,才政介美云’的十联动生态,这些要素里最重要我觉得还是四个方面,政府规划的‘阳光’、市场培育的‘土壤’、人才汇聚的‘种子’、创业文化的‘气候’。这是个形象的说法,说明城市要发展不能靠单一要素,而是要综合考虑,抓住关键点。既遵循产业发展规律,制定好的政策、提供好的服务,同时引育人才,培育创新文化。”
为什么要编写这样一本书?谈及创作缘起,周国辉用了“计划之外”这个词:“春节后,中信出版社邀请我写一本关于‘杭州六小龙’的书。当时这一科创现象已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我已离开科技岗位数年,既怕‘蹭热度’、也怕‘炒冷饭’,起初并未准备接手这个任务。最终出版社同志对中国和浙江科技创新的信任感动了我,让我下决心承接这件可能是自不量力或者叫难而正确的事情。”
接到写作邀请后,周国辉意识到写作这本书时间紧、任务重,但他并未因此退缩,反而充满创作激情,在写作过程中与创作团队一起夜以继日、笔耕不辍,从顶层战略、浙商精神、产业根基、政府作为等多个维度深入分析了浙江创新生态的培育过程,分享自己十年来的现实见闻与思考,展示了浙江在科技创新领域的独特路径与实践。“我把这本书的撰写视作对自己的一种考验,作为对新时代科技工作者和科创精神的致敬,可以说是抱着一种学习、感恩和创新的态度来做这件事。”他笑道。
封面标题“有为与有效”,可以说是全书的“点睛之笔”,“全文完成后我们才提炼出‘有为与有效’五个字,之前也想过解码杭州、杭州密码之类的标题。但说到底,杭州科创热潮背后是政府和市场的良性互动,‘政府要有为,但不能越位。市场要有效,但不能缺位’,这也是浙江一直以来秉持的理念。标题确定后,整全书内容没有因为标题改过一个字,可以说水到渠成、顺理成章。”

《有为与有效》封面图。图片由中信出版社提供
值得一提的是,《有为与有效》里还囊括了大量代表性案例,这些大都来自于这些年周国辉在科技领域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经得起实践的检验,“选择这些案例的目的,是要体现本书主题思想。挑选案例有几个方向,一是真实,二是具有代表性,能说明问题,三是案例和人物涉及和覆盖面广泛,有典型意义。比如科技引领者中三个导师级的人物,阿里云创始人王坚、‘中控’创始人褚健和网易的丁磊;科技金融领域的浙创投、华睿投资、普华资本和海邦投资等。”当然,现实可写案例和人物丰富多彩,不胜枚举。
如雨后春笋般的创新案例,都回答了创新之问,也给今天的创新主体提供参照物。“有人说,创新不是被计划的,我不完全同意这个观点,创新一定是可以被培育和催生的。”周国辉在书中写到。他认为,科技创新特别是颠覆性创新,往往不一定诞生于大都市,也不一定出现在大企业,而是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生,因为大的城市和企业可能创新要素很齐备,但也容易被某些既定的利益格局和路径所限制。“永远不要轻视看起来很小的初创企业,它们往往最富有活力,这符合创新规律。”
如何正确对待已有的科技创新成果,周国辉说,第一,科技创新你追我赶、不断超越是一种正常现象,前沿企业千万不能为已有的成绩沾沾自喜,要保持冷静,否则就会很快被超越;第二,创新很大程度上是跨界、跨地区的,不能单纯以地域来衡量,要开放包容,不能单打独斗;第三,每个地方都会有独特的优势和发展切入点,要互相学习借鉴,创新生态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第四,人工智能产业仍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要保持底线意识和风险意识,注意安全。
总而言之,这场因“杭州六小龙”掀起的旋风,不仅是对杭州科创“雨林生态”的解码,也提供了一个总结规律、反思问题、突破堵点的契机,对此不能轻易放过这样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机会,首先是让自己然后也是让更多人了解“杭州六小龙”背后的科创氛围,进一步增强加快创新浙江建设的信心、韧性与底气。
以下是部分访谈实录:
潮新闻:2017年您参加了首届万物生长大会,《有为与有效》也在2025年万物生长大会上发布,选择这个时间点有没有特别的意义?
周国辉:这个是非常偶然的,我出书很少搞首发式,这次恰好撞上了。当时之江金融研究院的周恺秉提议,在万物生长大会上举办首发式,我犹豫了一下,后来觉得气质契合,就答应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我从第一届就开始关注它,到现在已经九年。期间我参加过多次大会,有几次没有时间,就写了相关文章。一般人听到“万物生长”四个字,就以为这个会议与植树节有关,但实际上,它把科技创新比作万物生长,展示的是浙江创新生态建设与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浙江今天有一些科创成果,重要的原因就是促进万物生长的好的生态环境,科创企业与科技金融融合发展,这也是我通过《有为与有效》想要表达的。
潮新闻:书中提到,浙江各个城市在科技领域有不同的特点和需求,因此形成了不同的发展侧重点。整体来看,浙江的科技生态呈现出怎样的区域特征,比如浙南、浙北有何差异?
周国辉:差异其实很大,折射在科创的热度上,以科创高地杭州为圆心,向全省延伸,科创热度的差异和不平衡性是客观存在的。
城市发展能级与科创水平正相关。R&D投入强度可以反映一个城市的发展能级,因为不同地区财力、产业升级的实际需求不同,会在财力支持强度上体现出差别。近年来省委省政府进一步加强创新浙江建设,尽管原有的基础不同,但总体来看,11个地市都在积极创造条件加强和加快科技创新,趋势很好。
长远来看,杭州科创的“破圈”一定会带动周边城市的发展。“杭州六小龙”出圈后,宁波市委党校就刊发关于“杭州六小龙”3000字的调研报告,总结他们应该学习的东西,并且提到对宁波的启示,反思如何利用两城的科创资源,推动两地科技发展,唱响杭甬“双城记”,我认为这是正确的态度。
我之所以写这本书,就是想透过杭州科创现象,面向浙江、面向全国,与数字经济、浙商相联系,和产业发展、城市人文相结合,试图总结出带有某些规律性的东西。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能否实现这个目标,要由读者评判。
潮新闻:从山多地少的“资源小省”到如今充满活力的科创热土,浙江为何能频频抓住发展机遇?政府扶小锻造、生态培育的远见和眼光来自何处?
周国辉:浙江缺少资源,也缺少国家投资的大项目,在这种环境下生活的浙江人,有一种特别可敬的精神,就是创业创新。浙商是创业创新的典型代表,民营经济是浙江经济的最大特色和优势。而民营企业产权清晰、自主决策、自担风险的特点,契合科技创新的内在规律。民营企业成为科技创新主体力量,在浙江是天经地义的存在。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浙江民营企业在发展中,较早碰到了瓶颈和天花板,这也让浙江民营企业和浙商企家较早认识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无法以价格战和“老三样”取胜,必须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发展。
“八八战略”本质上是一个创新的战略,指引浙江“腾笼换鸟”“凤凰涅槃”,为科技创新铺就了长期主义之路。这种政府支持和努力,一定会推动企业发展,所以我写“创新可能无法被计划,但一定可以被培育、引领和催生”这句话,是出自肺腑之言,当然也是历史事实。
潮新闻:您在书中将“八八战略”实施划分为三个阶段,划分依据是什么?
周国辉:这个划分,是我在学习和理解基础上个人的划分,没有经过学术上的严格鉴定。“八八战略”是一个非常有前瞻性的战略,它在不断发展、不断丰富。在科技领域和党政岗位工作这么多年,我真心体悟到“八八战略”的前瞻性、科学性和现实指导性。2015年省科技厅党组在深入学习的基础上,主编出版了《第一动力》一书,总结了我们学习领会贯彻“八八战略”,推进创新型省份建设的生动实践和体会。“八八战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为浙江科技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是真正意义上的长期主义。

《有为与有效》实拍图。图片由中信出版社提供
潮新闻:2015年11月,您曾主编出版《创业是杯什么茶》,叙述和反映了当时创新创业“新四军”的故事和案例,距今正好十年。写这两本书的心情有何不同?
周国辉:十年前,“双创”风起云涌,我在调查研究、走访企业中做了一些思考。2015年,在浙江梦想小镇的一个启动活动上,我概括提出过创业创新“新四军”这个词。这个词比较客观、形象,也容易记,慢慢流行起来,成了当时的一个热词。当时也为了记录时代,推进双创,组织厅及所属单位的工作人员,以构成“新四军”的高校系、阿里系、海归系、浙商系为基本框架,收集了大概二三十个企业作为主要案例,并从主编的视角对案例进行了点评。现在回看,这个过程非常感性、热情,激情澎湃。对当时的双创发挥了推波助澜作用。不足之处在于,当时的点评大多局限于某一社会现象,缺少系统化的思索,现在有了更多经历,再看这些社会现象,就会有更深沉、冷静和系统的思考。
其实创业也是这样,与十年前相比,今天的创业者更加成熟、理性,这主要是因为十年前的“双创”风潮大多数集中在互联网创业,或者叫商业模式创新,产品偏向应用型、生活类,科技层面的创新不多。现在的创新则涉及硬科技,覆盖的范围更广,创业的层次也更高,有更多原创性质的成果,“杭州六小龙”,横空出世,引发广泛关注,原因就在这里。
潮新闻:从您的视角出发,今天的“新四军”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周国辉:创业创新“新四军”由高校系、阿里系、海归系、浙商系构成。两年前,我在浙大的1897科创谷启动活动中做过一个主旨分享,总结了创业创新“新四军”的发展历程,提出“新四军”要在这里再集结、再出发。这些年,中国科创潮技似乎走了一个U字,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在“杭州六小龙”的带动下,科创热度正在逐步回升,这是个好现象。其中一个方向性、关键性的事情,就是要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用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推动二者融合,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大力加强AI技术研发和应用,以此重塑千行百业。在书的第六章我专门讲到了浙江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总结了“四个不高”“八个不够”,面对这些挑战,我们一定要保持冷静又充满信心,把创新这把火烧得更旺更持久。
潮新闻:您与“新四军”还有老一辈浙商都打过交道,您觉得他们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周国辉:他们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因为年代不同。老一辈浙商生活在物资短缺的时代,做事很大程度上凭艰苦和胆量,秉持“四千精神”,蹚出了新路,创出了家底。“新四军”比较年轻,受到过更系统的教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理论和文化知识,考虑问题也更理性,具有更强的世界眼光和布局产业链的视野,而且更有创新和文化自信心。
未来,“新四军”不仅要赓续老一辈的“四千精神”,还要面对国际竞争,产业、科技迭代等新挑战,所以定不会比老一辈浙商轻松,也会比老一辈浙商更有发展潜力。只有他们“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浙江经济才能持续发展,中国经济才能腾飞,只有年轻人保持创业创新的精神,党和国家事业才有希望,这也是我在书中很想表达的一层意思。
潮新闻:当这批浙商新军成为驱动科创之力的主要力量之一,是否意味着政府部门也要调整“有为”的方式?新力量汇入浙江“双创”大潮,会不会给政府行为带来更多挑战?
周国辉:这是肯定的,政府应该更加系统地研究和制定政策,发力点要落在生态环境的建设和服务上,更好地扶持年轻主体,激发他们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手不要伸得太长”,保持应有的边界感。我不赞成“保姆式”的政府服务。杭州和浙江政府坚守“店小二”精神,“不叫不到,随叫随到,服务周到”,这是正确的姿势。政府服务一定不能越俎代庖,要充分相信和尊重市场和主体的力量。浙江政府在这方面的创新探索很有启示意义。

《有为与有效》实拍图。图片由中信出版社提供
潮新闻:书中您用不少篇幅描述了杭州的创新小镇,如梦想小镇、云栖小镇。小镇在杭州乃至浙江的科技版图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未来,科技创新与小镇发展还将如何互相赋能?
周国辉:我在书中提到,特色小镇其实是产城融合、职住平衡的巨型孵化器,它并非行政区划概念,而是一个“三生”的空间。所谓“三生”,就是生活、生产和生态。三五个平方公里大小,能满足青年的居住主活和创业需求,提供便利条件,让他们把更多的时间投入研发,形成了很好的科创生态。
在我看来,特色小镇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诞生需要一定的条件,不是说划块地方就可以建成。浙江省委省政府推进这项工作非常慎重,一是坚持有条件,二是坚持有标准,三是有退出机制。后来“特色小镇”推广到全国过程中,某些地方不顾自身条件,甚至打着特色小镇的名义为房地产服务,偏离了支持创新的初衷,舍本逐末。所以我深有感触地说,做事,尤其是搞科创,必须实事求是,不能拍脑袋决策,挂羊头卖狗肉。浙江特色小镇的做法,值得进一步总结和探索。
潮新闻:科技企业繁荣,离不开“金融活水”的支持,浙江很早便布局产业基金,扶持本土创投基金,在壮大耐心资本方面,浙江有何经验?
周国辉:浙江的科创资本我在书中有不少阐述,总体来看,浙江培育科创企业的过程中,社会资本、民间资本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这也符合创新的规律。国有资本在引投、跟投等方式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这样可能也更符合国有资本的禀赋。浙江不少民营资本在实践中探索做耐心资本,坚持“投早、投小、投科技”。从实践来看,只要创投机构保持客观、理性,具备前瞻性和专业观察力,经受得住比较长的时间考验,就会取得较高的投资收益。这方面浙江有经验,同先进地区比较也有差距,要进一步总结实践。
潮新闻:如今,不少人将杭州视作“天堂硅谷”,作为行业观察者,您觉得杭州要成为下一个硅谷会遇到怎样的阻碍?
周国辉:所谓“天堂硅谷”,更多是一个原则性、方向性的愿景,杭州乃至浙江并非一定要成为“硅谷”,但一定需要象硅谷那样能集聚更多有志向有才干的年轻人进行创业创新的愿景。硅谷,说到底就是年轻人集聚创业创新的地方,不要把它想的太复杂。硅谷名称好不好不重要,杭州有什么别称也不重要,最终的目的,就是打造一个好的创业创新生态,让青年人才“近者悦,远者来”。
潮新闻:作为浙江省科普联合会会长,您觉得浙江在科普方面还应该做哪些努力?未来如何实现科普与科技发展互相赋能?
周国辉:浙江科普工作基础非常扎实,去年《科普法》修订通过,为科普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和发力点,也提供了有力的法治保障。我的基本理念是,不能简单、孤立地去看科普工作,应该将科创、科研和科普联系起来看,构建“三位一体”的发展体系,大力培养年轻人的想象力和好奇心,这对青年人才的成长还是科研科创至关重要。
以前的科普大多针对不懂科学的人,现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为适应当前的科创环境,科普的范围正在持续扩大,乃至要覆盖专业人士。
目前,我们正在探索新的科普路径,并提出了“五化”:首先是常态化,科普工作要细水长流,不能仅在标志性时间节点进行;其次要社会化,科普工作一定要走进群众,走进市场,走进社区,不能自娱自乐,要大力发展科普产业;第三是分众化,即针对不同群体的需求进行科普;第四是平台化,改变科普资源碎片化现状,浙江省科普联合会的建立,就是希望通过改革创新成为一个平台,发挥连接各方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最后是国际化,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促进国科技合作和交流,讲好中国故事,这方面科普可以起到独特的作用。科普比之科创,显得更长远、更基础、更有战略性,只有搞好科普,才能建设更好的科创环境。当然,科研和科创也为科普提供更多的内容和条件,相辅相成。
科普也并非简单的技术传授,应当更多的体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科普可以和文化、旅游等产业紧密结合,“科普+”将会是非常重要的方向和趋势。
潮新闻:《有为与有效》中有没有想写却没有写进去的内容?或者说,有没有什么遗憾?
周国辉:有很多我想写但没写的内容,但一本书容量总是有限的。如果要说遗憾,就是《有为与有效》中有关科普的内容比较少,分量不太够。不过写作本身就是遗憾的艺术,这本书我总体还比较满意的,因为基本达到了预期。当然我说了不算,读者说了才算。
潮新闻:您下本书准备写什么,有没有什么写作计划?
周国辉:我之前出版的书大多都是“计划之外”产物,写作、出版好像都是不期而至的事情。这次《有为与有效》更在意料之外。现在没有写下本书的计划。以后会不会,真不知道,主要还是看需要和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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